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

政府統計處負責編製香港的人口推算數字。人口推算數據的主要用途是為政府在教育、房屋、運輸、社會服務和醫療服務等方面的規劃工作，提供共同基礎。推算結果也廣泛地應用在學術研究，及私人機構的業務發展和策劃方面。

一套以二零一四年年中人口估計為基準而涵蓋期為二零一五年至二零六四年的人口推算數字經已製備，並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布。

政府統計處亦根據最新的人口推算數字，更新了勞動人口推算和家庭住戶推算數字。

常見問題

就最新一套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的常見問題

引言
政府統計處（統計處）於2015年9月發布最新一套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為政府規劃各項公共服務，如房屋、教育和醫療等提供共同基礎。統計處秉持專業操守，抱持客觀中立的態度來編製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我們採用的編製方法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相近，所用的假設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由於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涉及很多技術層面的細節，我們在此就一些常見的問題作出澄清。

問題1：

統計處發布推算結果的時間，是否為了配合某些政策建議或諮詢，例如極富爭議性的退休保障諮詢？

統計處是按照過去近二十年的做法進行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即每兩、三年便會更新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最近一次人口推算是在2015年9月發布推算結果，對上一次在3年前，即2012年7月發布。至於再之前幾次的人口推算，則分別在2010年、2007年、2004年和2002年發布結果。一如以往，統計處發布的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為政府規劃各項公共服務，如房屋、教育和醫療等提供共同基礎，廣為不同的政府決策局／部門參考或採用，兼且為社會上有分析需要的各界人士提供不偏不倚的參考資訊。統計處並不會為了配合單一項的政策討論而進行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就政府於2015年12月推出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的結果只是當中估算財政負擔時採用的多個數據來源之一。
問題2：

統計處將推算期由30年延長至50年，是否為了誇大退休保障的財政負擔？

延長推算期純粹是基於專業考慮，並非為政治目的。就今次的人口推算，我們原本打算繼續以30年為推算期，但在過程中推算出香港將會在2043年以後（即28年後）出現人口下跌。為了幫助社會各界更明確掌握這下跌是短暫或持續的現象，有需要延長推算期。那麼究竟多長的推算期才合適呢？我們參考了其他地方的做法，很多先進經濟體都採用約50年的推算期，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美國和加拿大等，故此我們將推算期由30年延長至50年。
問題3：

今次推算跟上次比較，只多了最近兩三年的數據。統計處為何大幅壓低未來50年的勞動人口？

與2013年9月發布的勞動人口推算比較，今次推算的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上次的推算期末（即2041年）低了3%（即約11萬人）。

下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推算中單程證持有人來港的假設，由上次推算採用的每日150人，下調至長遠（即2027年年中及以後）的每日100人。這個數字是根據過去3年不包括超齡子女的實際來港人數而得出。由於單程證制度的目的是家庭團聚，統計處研究了過去近30年中港跨境婚姻的趨勢，觀察到跨境婚姻近年出現結構性的轉變，包括香港女性比例增加，而內地丈夫來港的機率低於內地妻子，以及跨境婚姻的子女有減少跡象。基於這些結構性的轉變，單程證持有人來港人數長遠回升至每日150人的機會不高。再加上超齡子女來港是短期現象，採用長遠每日100人持單程證來港的假設是合理的。
問題4：

統計處在推算時，是否只考慮會導致勞動人口下降的因素，而忽略會增加勞動人口的政策成效？

一些人士批評統計處在推算時，只考慮會導致勞動人口下降的因素，例如持單程證來港人數下跌；而所有會增加勞動人口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吸納人才和鼓勵生育的政策，則假設其效果等於零。一些人士甚至懷疑統計處是為了誇大退休保障的財政負擔而刻意壓低勞動人口。

我們必須指出，統計處在進行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時，對於會影響人口趨勢的各項因素，無論會令推算數字增加或減少，均會根據客觀數據而釐定相關的假設。

一些已推出一段時間的措施，其效應已反映在近年的趨勢內，故在推算人口和勞動人口時，已考慮這些措施在內。至於一些剛推出和尚未推出的措施，其效應還未反映在現有的客觀數據內，因而沒有在今次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中被考慮。統計處會密切留意最新的人口和勞動人口的發展情況，按需要定期更新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數字。

(a) 上調勞動人口參與率
編製勞動人口推算，基本上是把推算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乘以相應的推算人口。統計處不但沒有故意壓低勞動人口，反而改良了推算方法，加入教育程度的因素，令大部分工作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隨着教育水平普遍提升較上次推算有所上調。整體來說，今次推算的2041年勞動人口參與率為50.1%，較上次的49.5%高0.6個百分點；較明顯的例子是50-54歲女性和35-39歲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分別較上次高了3.4和2.0個百分點。

(b) 政策成效應以客觀數據為依歸
有關政策成效的指稱，我們必須強調，統計處以往進行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時，一貫都不會考慮實際數字未能反映其效應的新措施。因為在缺乏客觀數據的情況下，必須使用主觀判斷，這樣不但會影響官方統計的可信性，亦違反統計專業一貫以「證據為本」的原則。

吸納人才的政策
一些人士質疑人口推算的假設沒有充分考慮現行政策下淨流入的勞動人口，例如「一般就業計劃」之下批出的簽證每年約有30 000個，為何相關的淨流入只有幾千人？我們必須留意，外地人才的流動性非常高，雖然每年獲批來港的人數很多，離開的也不少，所以淨流入每年平均只有幾千人。例如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按「一般就業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的人士，他們淨流入的數目平均每年約為3 800人。在人口推算中，我們根據實際數字及過往趨勢，考慮了這三個計劃和其他計劃下香港非永久性居民的淨流動，假設長遠的淨流入為每年4 600人（外籍家庭傭工除外）。倘若現行政策沒有重大改變，預期未來淨流入大幅上升的機會不大，故這個假設是相當合理的。

至於最新推出的措施，例如「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由於現時未有足夠的客觀數據反映其效應，故在今次人口推算並沒有考慮這些新措施。我們會密切留意這方面的發展，並在下次更新人口和勞動人口推算，參考最新的數據，確定如何納入這些措施的效應。

鼓勵生育的政策
一些人士亦質疑，政府近日推出一系列措施，締造有利生育的環境，為何總和生育率不大幅回升。

我們必須留意，香港女性的生育情況，受文化背景影響，與亞洲地區較為相近，鼓勵生育的政策成效與西方國家不盡相同。例如新加坡過往推行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直接金錢資助，和為僱主就推行家庭友善措施時涉及的開支提供資助等，但生育率未見大幅回升，仍然維持在約1 200的水平。而韓國和台灣近年的總和生育率亦是1 200左右。再加上過去20年，本港的總和生育率大部分時間均在1 200以下（20年中只有4 年超過1 200），故從近年的趨勢來看，本港未來的總和生育率大幅回升的機會實在不大。
問題5：

統計處是否故意把本港從未結婚女性的比例由現時的七分一推高至50年後約三成，令生育率和勞動人口下降？

本港從未結婚女性的比例在過去20多年有持續增加的趨勢（見下圖）。根據過去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的數字，在1991年只有約3%女性在49歲時仍未婚，這個比率到2011年上升至約12%。進一步按教育程度及年齡分析，有以下三點觀察：

(1) 1991年至2011年期間，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在49歲時仍未婚的比例均不斷上升。1991年，初中或以下、高中以及專上教育程度的相關比例分別為1.7%、4.1%及5.8%，到2011年，相關比例分別上升至6.1%、14.7%及20.0%。

(2) 相比教育程度較低的同齡女性，具專上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從未結婚比例不但明顯較高，而且期間累計的升幅亦最多。

(3) 以年齡作進一步分析，過去20年，不同年齡組別女性的從未結婚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可見愈來愈多本地女性傾向遲婚，甚至不婚。同期間，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1991年的26.2歲，上升至2011年的28.9歲。

事實上，從未結婚女性比例的上升趨勢亦見諸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就45至49歲女性從未結婚的比例來說，在加拿大，比例由1991年的7.4%上升至2014年的19.4%；在澳洲，比例由1991年的5.0%上升至2011年的14.4%；而在日本，比例由2000年的6.3%上升至2010年的12.6%；上升趨勢與香港的情況相若（由1991年的3.1%上升至2011年為13.6%）。由此可見，隨着女性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愈來愈多女性擁有獨立的經濟能力，趨向遲婚或獨身的情況亦更為常見，本港從未結婚女性比例的上升趨勢正正反映這個現象。

在2014年，本港49歲女性從未結婚的比例上升至14%（約七分一），推算在2064年將進一步上升至31%（約三成）；亦即過去23年（1991年至2014年）實際升了約11個百分點，而推算在未來50年只上升17個百分點。由於假設未來50年的上升速度已較過去23年慢，因此並不存在刻意高估的情況。
問題6：

統計處過去的勞動人口推算是否經常不準確？

一些人士提出勞動人口推算數字經常被大幅低估。惟必須注意，勞動人口推算並不是預測，且有其局限性：(i)影響人口增長及人口結構的因素如有轉變（例如入境政策轉變）會影響推算結果的有效性；及(ii)如果過往影響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因素不再適用（或適用的程度已轉變），又或者有新的因素出現，目前的推算結果將不能充分反映這些新轉變對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影響。因此，勞動人口推算應該定期更新，以反映最新政策、經濟、和社會因素的轉變對勞動人口的影響。

統計處會定期檢視過去發布的推算數字，並研究推算方法是否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以2001年和2003年為基期的勞動人口推算為例，推算的2014年勞動人口（包括外籍家庭傭工）較實際數字分別少了2.2%和2.8%，以平均每年增長率計則只少了0.2%至0.3%。然而，估算的誤差主要是因為當時未能預見法定最低工資這個重大政策轉變。法定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開始實施，適逢實施初期內部經濟暢旺，就業機會充裕，都有助鼓勵更多人投入或重投勞工市場。因此，2010年至2013年期間的勞動人口大幅增加，年均增長率為2.0%，遠高於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的趨勢（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間年均增長率為0.7%）。自上一次（以2012年為基期）的勞動人口推算開始，已考慮法定最低工資的效應。